徐州之地，北连齐鲁，南襟江淮，东临黄海，西接中原，自古即为交通要地。从整个中华版图来看，位于黄淮平原的徐州，其地理位置颇为独特，正好处于华夏大地生命力所在的“脐”内“丹田”部位。祖国传统文化有云“丹田气足”，则身康体泰、精神旺足。“丹田”是生命能量的发生地。在古代，徐州地区曾是一片物华天宝、五谷丰登的沃土。现亦流传有“丰沛收，养九州”之说，就是说丰、沛两县如果获得粮食丰收，就可济养整个华夏九州。虽然这一歌谣带有夸张成分，但也可见徐州在历史上确实是一块地肥粮足的宝地。
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交通的支撑，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水陆交通网线。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“舟”、“车”二字，《诗经》中也有“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”、“周道倭迟”的诗句，形象地反映地周代陆路大道的平坦、绵直。商周时期的遗址或墓葬，也出土有陶车模型、铜车马器、独木舟等，说明当时“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”的现象已很普遍，具备了相当规模的水陆交通。历史上，徐州由于地处南北东西之要道，四通八达，自古以来水陆交通都十分发达，可谓水运枢纽、陆路辐辏，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交通要冲。
徐州博物馆藏的铜牛灯
徐州地区早在夏代就以“作车造舟”着称于世。车的创造者是夏禹时的奚仲，《说文解字》载：“车，舆轮之总名，夏后时奚仲所造 。”奚仲祖居薛地，曾担任夏禹的“车正”之职，后迁徙于邳，《文献通考》中记载有春秋时的薛宰，说：“薛之皇祖奚仲居薛，以为夏车正。奚仲迁于邳，……”即迁到今徐州的下邳一带。而薛地也离徐州非常近，古时亦属徐州。另据《尚书?禹贡》载，大禹治水后，将华夏疆域划分为九州，国都定在冀州（今河北），其余八州通过水陆贡道进献各自的特产，其中徐州上贡的路线是由淮河及泗水，再入黄河，送至夏王朝都城，即所谓“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河”，当时徐州也有相对便利的水运通道。
从西周到汉末，徐州水运交通一直处于相对发达的地位。西周时期的徐国君主徐偃王开沟、凿“水道”,以“沟通陈、蔡之间”，便利交通。春秋之时，吴王夫差欲北上与晋国争夺霸主地位，曾经开掘深沟，引济水东流注入泗水，将江淮地区与中原水系连接起来，而徐州正处其水路要冲，使徐州交通地位的重要性得以凸显。战国时期，魏国为争城掠地，强国富民，大兴水利，开凿了沟通黄、淮两大水系的鸿沟，形成了历史上着名的中原水运枢纽。彭城也得益于鸿沟运河网，控江、淮、河、济，成为江淮流域通往中原的水运枢纽。秦汉之际，徐州已发展成重要码头之一。西汉初年，徐州是重要的漕运要津和土产品的集散地，承担着漕粮西运的任务，促进着各种物资的周转、交流。汉武帝、平帝以及新莽年间，黄河屡次决口，泥沙湮塞漕运河道，徐州水运受到影响。东汉明帝时，从荥阳至彭城入泗水的汴渠修治以后，使汴水流入泗水，逐渐成为江淮流域漕粮西运的主要通道，徐州作为中原地区南北水运要道的地位重新得到加强。
隋代以后，随着大运河开通和不断疏通、延伸，徐州的水运交通更加辉煌。有隋一代，先后开凿了广通渠、通济渠、永济渠、邗沟等，通过汴、泗水道，把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钱塘江等水系连成一体，将长安、洛阳与苏杭地区连接起来。汴河和泗水交汇的徐州更显示出交通咽喉价值。“汴水流，泗水流，流到瓜洲古渡头”，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美妙诗句不啻是对徐州水道的诗意描绘。到了元代，通过修济州河、会通河、通惠河等工程，开通了从大都（今北京）到杭州的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。而得天独厚的徐州正处在这条大动脉上。
明朝永乐年间，又在元代大运河旧道基础上予以重修、改建，畅通了南北水运。至此，这条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经过先秦、两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等诸代开凿，纵贯华夏大地东部的五大水系，是沟通南北最便捷的水运路线，成为我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，其潜能开始得到空前发挥。处于汴、泗、京杭大运河交汇点的徐州，也当仁不让地成为了东西南北的水运中枢，交通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化。由于明清两代的大部分时间建都于北京，南方的漕粮物资对于地处北方的朝廷来说至关重要，因此，明清两朝都十分看重运输便利、耗费较省的大运河水运。徐州也就成了漕粮物资的重要集散地。清代在徐州就设有仓储粮库，以备不时之需和周转之用。
这样，由徐州通过汴、泗、运河水道，可达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五省，徐州的“五省通衢”之称也由此得名，可谓名副其实。如今，在市区庆云桥东侧黄河故道旁，还耸立着一座清代嘉庆年间所建、后经徐州市人民政府重修的巍峨牌楼，其上横匾北面书“大河前横”，南面书“五省通衢”，正是徐州作为重要水运要道的历史见证。
徐州故黄河岸边的“五省通衢”碑
徐州自古还是陆路交通的一大中枢。春秋时期，彭城就有一条闻名遐迩的车马大道，沟通南北交通，南可至水乡萦绕的吴国，北可达黄土高坡的晋国，被称为“吴、晋往来之要道”。秦王朝一统天下后，修筑宽阔的驰道，向东直抵原来的燕国、齐国之区域，向南穷极原来的吴国、楚国之地域，即“东穷燕齐，南极吴楚”。秦始皇所修驰道在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分歧，一条偏向东北到达齐国的临淄，一条向东通到彭城徐州，向南延伸。隋朝时，在洛阳到扬州的南北大运河两岸，修筑了宽广的陆路大道，这条大官路无疑也经过徐州。明代，明成祖迁都北京，徐州作为沟通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，成为南北二京频繁传递公文的重要驿道，对周围驿传也有着中心性的辐射作用。
到了清代，徐州的陆路交通作用得到加强。清朝时，第一等的驿路是“官马大路”，是国家级官道，由北京向各方辐射，主要通往各省城。其中有两条官路干道经过徐州：一条是广东官路的主干道，从北京出发经济南、徐州，再向南经合肥、南昌等直达广州，这条官路又称“使节路”，是北京通往广州纵贯南北的主要官道；另一条是福建官路，它是官马东路的唯一干线，经过徐州，再到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、杭州等重要城市，抵达福州。这两条陆路干线都是清政府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上的重要通脉，均要经过徐州，徐州的陆路交通地位因而尤其显得举足轻重，也使得徐州的水、路两驿中转的枢纽地位得以巩固。
及至近代，1911年津浦铁路、1915年陇海铁路相继开通徐州段，虽然使得徐州的传统陆路和水运交通相对衰落，但也正是这两条南北、东西走向的铁路大动脉将十字交汇点的徐州再次推上飞转的车轮，徐州交通要道的作用更加突出。
今天，在徐州，古老而又生气蓬勃的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，万寨、双楼、孟家沟等内河港口日夜吞吐；京沪、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繁忙运转；4条高速公路、5条国道、14条省道组成的陆路交通网绕城过境；辟有多条国际、国内航线的观音机场恰似如虎添翼；鲁宁地下输油管道贯穿境内。徐州已经构成了铁路、公路、水运、航空和管道“五通汇流”的立体交通体系，富有生命力的徐州大地更加焕发出勃勃生机。
徐州火车站
不管交通工具如何变化，徐州地处华夏脐部“丹田”的地理位置都先天地决定了它的交通枢纽地位，这是徐州的先在“天命”。这种独特的地理方位对徐州传统人文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而如何充分利用这一优势，开发“丹田”之“潜能”，依然是当前徐州人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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